9月9日上午，中宣部举行“中国这十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党的十八大以来教育改革发展成效有关情况。这十年，教育改革开放持续深化，教育制度体系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治理能力明显提升。完善教育优先发展机制，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占GDP比例连续十年保持在4%以上。

　　我国于2012年历史性地实现了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占GDP的比例超过4%，达到4.28%。从2012年到2021年，这一比例一直保持在4%以上，为我国实现各级各类教育普及，扩大教育公平与提高教育质量的提供了最为关键的保障。要进一步扩大教育公平、提高教育质量，需持续加大对教育的投入，深化教育管理与评价改革，优化教育支出结构，提高教育经费使用效益。

　　据介绍，我国各级教育普及程度达到或超过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其中学前教育、义务教育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实现各级各类教育的普及，必须扩大各级各类教育的学位资源，这也就离不开加大财政对教育的投入。

　　以学前教育为例，10年前，学前教育是我国基础教育最大的“短板”，2012年，学前教育毛入园率只有64.5%，存在较为严重的“入园难，入园贵”问题。解决“入园难”与“入园贵”，关键在于增加公办园、普惠园的学位供给。这就需要增加对学前教育的投入。据统计，2010年，我国国家财政性学前教育投入占财政性教育投入的比重只有1.7%，2015年不到4%，2019年已达到5%。其中，2011-2021年中央财政累计安排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1730亿元，带动地方加大投入力度。这有力加快推进学前教育事业发展，2021年，我国学前教育毛入园率88.1%，比十年前提高23.6个百分点。

　　在实现各级各类教育普及之后，社会对教育发展的期待是实现高质量的普及，包括普及高质量的学前教育，发展优质均衡的义务教育，提高高中教育质量，提升职业教育的社会适应力与高等教育的竞争力。实现这些新的发展目标，必须继续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并以投入结构与模式的优化，深化教育改革。

　　我国在过去10年中，增加财政性教育经费中学前教育经费的投入比例，就是重要的教育投入调整。这一调整，体现了国家对发展学前教育的重视。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我国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已经达到87.78%，但要把所有普惠园建设为高质量的普惠园，还需要财政的大力投入。在部分发达国家，学前教育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比例占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比例超过8%，甚至更高。

　　加强教育经费投入使用管理，就是重要的教育治理改革。2018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调整优化结构提高教育经费使用效益的意见》指出，一些地方经费使用“重硬件轻软件、重支出轻绩效”，监督管理有待进一步强化等问题。要求坚持“保基本、补短板、促公平、提质量”，经费使用进一步向困难地区和薄弱环节倾斜，把有限资金用在刀刃上。各级人民政府要将教师队伍建设作为教育投入重点予以优先保障，鼓励吸引优秀人才从事教育事业，努力让教师成为全社会尊重的职业。这对我国提高义务教育巩固率，在2020年实现义务教育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我国高等教育和高中教育都已经实现普及，但是，我国还事实上存在教育焦虑，这和教育的“分层”与学校的“等级化”有关。中考后的普职分流变为普职分层，高等学校在唯学历、唯名校的教育评价体系中，被分为三六九等。只有全面解决教育“分层”与学校“等级化”问题，办好每一类、每一所学校，才能消除社会的教育焦虑，拓宽学生的成才空间。而解决“分层”与“等级化”问题，最为重要的就是改革教育投入模式与教育资源配置方式。

　　我国新《职业教育法》对职业教育的新定位是类型教育。把职业教育办为与普通教育平等的类型教育，是解决教育“分层”问题的重点与难点。当前，我国对职业教育的投入，还没有做到与普通教育一致，而从办好职业教育所需师资、实习实训场地、产教融合教育测算，职业教育所需经费投入是普通教育所需经费投入的3倍。显然，要让地方政府拿出举办普高3倍的经费办职业学校，这不但涉及增加教育经费投入，而且也将是重大的教育政绩观转变。

　　我国对高等学校的投入，在生均拨款基础上，实行“项目式”拨款，即通过申请建设项目的方式，向获批项目的高校拨款，其目的是打破平均主义，促进高校竞争。但是，“项目式”拨款，也带来一系列问题，包括学校要把很多精力用于申请项目、资源朝名校集中等等。在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再继续这样的拨款方式，将不利于推进高校平等竞争，也难以推进破除唯学历、唯名校的教育评价改革。为此，要逐渐减少甚至取消项目式拨款，增加非竞争性的生均拨款，这会落实和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促进大量地方本科院校与高职院校改善办学条件、提高办学质量。

　　总之，在后普及时代，发展教育，既要持续加大对教育的投入，优先保障教育发展，又要深化改革，形成新的教育公平观、质量观，改革教育资源配置方式。以此满足老百姓接受更好教育的诉求，让老百姓摆脱教育焦虑感，增加教育幸福感。（熊丙奇）

　　要聚焦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以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和优化政府职责体系为重点，在“加减乘除”上做文章，推进机构改革再深化，为在新征程上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新动力。

　　面对不断升级的数字社交产品，反而需要青年人意识到沉浸式社交环境背后的营销策略与运作逻辑，从而与社交媒体生成的感官刺激与虚拟自我保持距离。

　　“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提出，内含着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宗旨，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根植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符合中国的初心使命，体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高度统一。

　　冬至阳生，岁回律转。在新的一年，我们站在这一年的不易成果上，对未来充满信心，更加需要接续奋斗、砥砺前行，取得更多发展成果。

　　针对目前思政课教师供给能力不能有效满足思政课强起来的发展需要这一突出矛盾，要切实提升教师供给能力，改进教学方式，推动新时代思政课朝着高质量发展。

　　我国始终主动实行扩大进口的战略和政策，连续举办进口博览会，倡导开放合作，与既往的贸易保护理论和政策主张存在根本差异，为维护开放的世界经济注入了强大动力。

　　面向未来，要进一步扩大“朋友圈”，绘制好“工笔画”，对接好“硬联通”与“软联通”，秉持包容、合作、共赢的原则，为实现民族复兴和推进全人类的福祉而努力奋斗。

　　文化交流很重要，我们在讲“一带一路”的时候，也需要讲“共建国家”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其实我们面临着如何正确对待自己的问题，“一带一路”不是单方面的施与，而是双向的或多向的互利。

　　我们必须要全面把握东北向北开放的历史使命，通过推动东北亚次区域、国别合作，破解东北亚各国战略意图和利益不同、战略互信缺失的困境。

　　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50.2万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同比名义增长10.3%，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提升至41.5%，数字经济成为我国稳增长促转型的重要引擎。

　　坚持以习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准确把握完善国家安全法治体系的时代内涵和实现路径，是新时代新征程把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法治建设推向前进的必由之路。

　　习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性回答了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大问题，形成一系列原创性理论成果。

　　深刻的理论来源于人民大众的实践，只有不断拓展理论的深度和广度，用“大众话语”说清“理论话语”，理论才能真正变成人民群众手中的尖锐武器。

　　“千万工程”把村庄整治与发展经济结合起来，以乡村经营为抓手，持续打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通道，将生态红利变为民生福利。

　　区域国别学是典型的交叉学科，只有从不同学科视角贡献知识增量，通过融合、碰撞和创新，才能最终形成学科共识。

　　我们仍需抢抓“十四五”应对窗口期，战略上保持定力，战术上灵活机动。在强化养老、托幼、家庭支持政策基础上，进一步优化房地产市场调控。

　　中国正在打破西方对现代化标准垄断，探索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路，创造属于自己的发展经验，为现代化理论作出重要贡献。

　　人是经济社会发展全要素投入中最具活力、最具创造性、最具能动性的要素，人的全面发展和人口高质量发展是经济社会可持续的内在要求。

　　五个坚持明确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处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产业发展与转型升级、一二三次产业结构、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国内与国际间关系的重大原则，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行动指南。

　　统筹粮食安全与活化乡村经济是未来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亟待通过深化耕地保护模式的创新，探索面向多元价值诉求的耕地保护新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