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的法哲学在说明应该怎样认识伦理国家时，论述的结果使他走向对理性国家的崇拜，对君主存在的认可使他的理论陷入过时的立宪政治的窘境，其法哲学的阐述因没有跟进时代的变化而变成为对时代问题的遮蔽。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的“人用头立地”即用思想立地并按照思想在构造世界，但事实上，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状况决定着人的观念的改变与发展。马克思的时代观是基于社会现实的视域来认识国家及其观念的。现实与理性国家的巨大差异致使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国家理论进行了全面批判，这是对19世纪20年代以来因贫苦阶层的斗争而反思资产阶级政治革命困境的沉思。马克思要从理论上找寻依据并改变不合理的现实国家，思考通过革命来改造不公平的社会制度。对时代问题的现实解决凸显了他对人自身的历史性存在的极大关注，把法哲学的研究从对普遍的、绝对的探求转向对人的存在境况的关怀，这标志着马克思生存论法哲学的逻辑起航。

　　经历启蒙运动的欧洲各国，先后完成了宗教与国家的分离，建立了真正的政治国家，而德国仍处于政教合一的状态，近代化的改革也是自上而下进行的。精英阶层对宗教的不满往往同时暗含着对政治生活的不满，有激进改革意识的思索者在自身思想的发展中由对宗教的批判最终转向对政治的批判。马克思这一思维革新的开启，实质上是源于其所受的教育、记者生涯和现实社会的发展现状所引发的现实冲突。父亲的影响为他的自由主义与人道主义的精神立场奠定了基础。马克思少年时期就读的中学校长维腾巴赫在学校实施理性主义的教育，他持有激进的革命态度以及自由主义的政治思想，也影响了马克思对宪政的赞同及其民主共和思想的形成。父亲与校长的启蒙教育、人道主义精神对少年马克思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读大学时，有着强烈的自由民主主义思想的爱德华·甘斯对马克思的思想气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政治和社会方面的影响都很大，“甘斯的影响还是加强了马克思的自由民主情绪，唤起了他对社会问题以及从社会主义观点解决这个问题的兴趣。”马克思在努力克服社会不公平的时候都高举老师爱德华·甘斯的格言：人属于他自身。这使得虚假的人的解放的障碍被消解。

　　1840年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继位后，普鲁士国家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特别是对黑格尔派的压制越加严重，新国王试图重新把基督教与国家统治统一起来。对新的专制治世的极度失望，这是马克思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1841年9月，当赫斯第一次见到马克思后对他的评价是：他给中世纪的宗教与政治以最后致命的打击，他把最锋利的智慧同最深刻的哲学的严肃态度结合在一起；你可设想，如果把卢梭、伏尔泰、霍尔巴赫、莱辛、海涅和黑格尔结合为一人，那么这个人就是马克思博士。马克思的生平事业所产生的经久不衰的影响要归功于他的不屈不挠和无私地献身于他的目标：人类社会的解放，而他所付出的代价是贫困、饥饿、疾病、逃亡甚至死亡，与当权者为敌是需要多大的一种人生勇气与至高精神!“西方把马克思看作是一种内容庞杂的人道主义先驱。”

　　在《莱茵报》时期，面对政府当局检查与禁刊的压力，马克思作为总编对报纸言论进行了苦心修改，既要坚持己见又要被迫屈服。最终《莱茵报》还是被查封停刊。辞职后的马克思才深刻体认到只靠言论、文字上对政权与制度的批评并不能对现实有所改变，他遂由一个社会批评家、改良者转变成一个对当下政权彻底的革命者。青年马克思始终从贫困者的视角出发，表征着拯救别人、拯救世界理念的初心，满身饱含伸张正义的革命精神，确实无愧于世界公民称号的他，一生都在为人类不幸命运的改变而奋斗。“马克思的家庭中有四个国籍，每个孩子出生在不同的国家。”当黑格尔陷入了抽象的唯灵论，“顺从并认可现实民众的苦难时，抽象思辨忽视了客观事实自身的运动发展，反而以既定的逻辑形式统摄现实内容”。马克思感受到国家对人们表达真理的不能容忍，他不再相信黑格尔所假定的思想（国家是伦理观念的体现）与现实的一致（观念中的），摈弃抽象与思辨，以社会的事业反对国家的威权，反对官僚政治及其首脑(君主)，以彻底地改造奴役制度的社会。曾经被马克思看作至高无上的国家，由于各个特殊等级只争取自己的特殊利益而无视普遍和整体的利益使国家的普遍性变成为一种观念和形式上的普遍性，马克思放弃普遍性的观念，开始从个体性的存在角度来理解政治国家。他与黑格尔的根本分歧第一位的是在市民社会中的个体存在还是在普遍国家中的类存在，马克思将存在置于本质之上的择选映照出他与黑格尔在国家位格上的决裂。

　　西方传统哲学在“寻找最高原因”的过程中把本体同人的活动、人的生存状况分离开来，时代主题的变化使得黑格尔的法哲学理论不再适应已经变化了的时代，时代问题的变化为马克思的思想认识提供了思索的基点。19世纪40年代欧洲工业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时期各种矛盾凸显，无产者的平等在社会中无从体现，而马克思在现实的反思中关注的是人的存在为何异化成这样的状态。对资产阶级革命的反思，使马克思超出了革命民主主义的理论范围，他认为历史终点上的自由纯粹是人类的自由，而不是精神的实现。黑格尔对现实矛盾的调和是一种冥想，他主张等级在立法权中的作用是一种极坏的混合主义。马克思要改变它，让作为种属的人成为真正的主体。这种历史时空的差别促使马克思反思资产阶级政治革命的局限性：利益与资本裹挟了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新时代的新任务决定了马克思对黑格尔威权国家理论的消解，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改造就是改变因受抽象物统治实现对市民社会中现实的人的解放。黑格尔的法哲学所维护的“国家的权威”，在现实中就丧失了“家庭和市民社会”的利益，这样的“法”就成为“国家的权威”，而实质上是在维护少数官僚阶层“利益”的“法”。马克思将黑格尔的泛逻辑主义转化到“个人—社会”的思维理路，将精神和逻辑上的普遍主义转变为社会现实中的特殊性，使法哲学的思路转向关注自己时代的社会历史发展和现实的人的生存状况。

　　马克思认为黑格尔的哲学以最抽象的形式表达了人类最现实的生存状态，由资本的逻辑所构成的人们的社会存在意味着以抽象物为基础对人的独立性的统治，反映在理念上存在的平等，决不意味着在现实中的平等。马克思通过批驳黑格尔要建构一种反映现实存在的形式，使其法哲学能运用于现实中存在的范畴，并表述规制国家制度的合理性，这是马克思批判黑格尔法哲学的重点目的。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要消解黑格尔铸造的理性国家之权威。当现实问题无法用理念来解决时，马克思转而更关注作为人的伦理生活和精神生活之基础的物质生活，他的新唯物主义思维把理论优越于现实（实践）的观点颠倒过来，使研究主体由观念向现实的、行动的人转变，创立了新的政治哲学的基本观点和方法。以资本逻辑为本质内容的现代社会，它是时代性的人类问题，随着现实需要的改变而改变由资本任性支配的不合理社会制度。马克思的法哲学观正是体现了从国家到革命的现实历史逻辑，是对资产阶级民族国家及其时代的否决。

　　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构想是源于他对古希腊的哲学文化或雅典生活方式的向往。事实上，年轻的马克思一度推崇雅典的政治体制与社会结构，认为它不是乌托邦而是理想的人群结合的模式。古希腊城邦中人群无忧无虑、逍遥自在的活动是青年马克思所向往的理想生活，因此，在他早期的著作中便颂扬这种城邦式的政治自由。求学时代的他就认为要将这种随着希腊沦亡而消失的自由加以唤醒与恢复，比从事社会改革或政治革命更具实际、更有实现之望。对于向往古希腊政治理想的马克思而言，现代政治追求自私自利所遵循的逻辑理路是何等的可憎，原因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及因追求特殊的偏狭之利而构成人类的大堕落。马克思由政治探讨转向对社会问题的剖析，他关心的是个人的普通生活，实现使人不再受抽象国家支配的真正自由，使公共自由获得完全的解放。“我们已经不再欣赏古代人的自由了，那种自由表现为积极而持续地参与集体权力。我们的自由必须是由和平的享受与私人的独立构成的。”

　　马克思对国家的统治制度和弊端所作的批判都不是从一般的、抽象的概念与范畴出发，而是从生活中的现实情况即从“事物的本来面目”出发。在对政治和社会的现存状况的批判中，在所有问题上都显有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倾向。依据事实对政治问题作出具体分析，把哲学问题同当时的政治与社会问题密切结合起来，对法哲学的批判与政治评论活动获得了现实生活的具体事实，并以民众利益来确定其思想的指向。黑格尔并没有真正从自己的时代出发而建构出能解决现实问题的中介来，他在强调国家共同体对个体的天然统治权时表现出了其神秘化的推论，他希望以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来发挥作用以实现德意志民族在经济上的大发展，构建国家机构以调和现有矛盾。但马克思认为，现实中特殊等级的特殊利益与特权同人类理性的一般利益、普遍自由、民众的利益处于不可调和的矛盾之中，资本主义社会的这种异质性发展，靠只敬重思想的自由主义空谈家是不可能真正解决实际的矛盾。“事实上国家只是人类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个组织中，没有什么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正相反，政府、法律以及作为后盾支持它们的各种习俗和惯例都不是人类最成功的试验。它们非常需要激烈的批评……”

　　黑格尔的法哲学针对的是市场条件下的功利主义，他反对完全的个人意志而对伦理、国家的强调，这恰恰是古典自由主义所贬抑的。传统的本体论所追寻的宇宙本体是一个“不动的原动者”，在感觉事物之外有一个永不变动而独立的实体。这是一种脱离现实的抽象本体，实际上是一种“不存在的存在”。从这种抽象的存在或本体出发，是无法认识现实的。马克思的社会经验使他关注的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人的生存异化状态的消除。马克思没有以一种抽象的、超时空的方式去理解和把握存在的问题，而是从现实状况出发去理解和把握人的存在。马克思以新视角所理解的人，不是从一般共性的存在来认识的，而是从现代国家制度的私人即直接从现实世界的现实性这一前提来理解人，他看到的人是在现实中生存的人，是有其经济、政治上的差别与分裂的。“他结束了逻辑至上、逻辑对辩证的统治，恢复了辩证对逻辑的领先地位。”“这个双重运动包含着政治断裂：与对国家的辩护的决裂，同时将政治异化置于首位，扬弃了黑格尔国家结构的直接逻辑。”从人的存在出发去解读存在的意义,考察历史发展过程的特性，马克思对当下现实的观察，是运用了历史观考察到经验根据的证明，对人的现实生存状况的独特思考映射出马克思法哲学的生存本体论的实质。

　　实存与形式不相符的矛盾，是黑格尔法哲学所维护的国家观念与市民社会的特殊利益之间反映出来的抽象与现实不符的事实。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驳是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时代主题所决定的，不同时代的矛盾决定了解决时代主题的方案与进路的差异。黑格尔把人的各种不幸只看成是各种偶然的例外，把平等当作思想上的信仰，而不是当成现实中的行为。他虽然也在讨论经验事实和人的感性存在但又远离这些事实，因为认为这些事实与己无关便以一种理论的态度来对待这些事实，所以自然也就看不到工人对劳动的拒斥以及个人的自我分裂、自我矛盾的生存状态。民众的个体成员在他们的政治世界领域是平等的，而在现实社会生活的存在中却是不平等的（因阶级地位和财产）。马克思所看到的社会是非伦理化和原子化的，由于生产地位差异所产生的阶级分化存在着根本的利益冲突，这种事实存在使黑格尔理解现实的想象变成了哲学的虚妄，“哲学的最后的目的和兴趣在于使思想、概念与现实得到和解。”马克思就是要解构黑格尔对国家的神圣化以破除黑格尔对国家伦理同一性的超验幻觉。

　　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而返归现实，并解答阶层矛盾的时代课题，从概念辩证法中发现的革命原则使他认识到世界是一个并非完成了的、不断变化的过程的集合体，不存在最终和最绝对的东西，只有不断的生成和消亡。资产阶级革命虽然带来人们在政治上平等的进步历史作用，但工人的斗争起义恰是暴露出资产阶级从前所宣称的解放整个受苦人类的那种自由、平等和博爱，所谓普遍人权只不过是实现了资产阶级的阶级权利和阶级自由而已，其阶级局限性反映出人民在现实社会经济生活中仍然处于不平等的状况。有产者与工人彼此间的经济利益与要求总是处于冲突状态。资产者凭借对决定性的社会生产力的占有，使无产者屈服于资产阶级特殊的使用机器的资本主义大生产，当资产阶级取得经济与政治上的主导阶级地位后，这些阶级的生存条件所固有的矛盾便成为整个社会的矛盾，导致阶级的对立与斗争。

　　如此的资本主义现实确切地反映出资产阶级是没有能力解决他们在革命中所提出的真正平等的问题。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性和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所存在的这种缺陷，促使马克思认识到在新的现实斗争中要建立一个新的社会制度，这一新的制度足以解决现实社会的矛盾与对立，把一切人从异化状态中解脱出来。这种继续追求实存与本质相统一的现实实践，映照出马克思依然相信理想与现实以及理性与现实最终会达到真正的和完全的统一。但马克思面对现今他要做的是立足于人类社会来改变现存的一切不合理情形，改变不合乎人性的现实。所以，资本主义现实社会阶级矛盾的日益激化，使“民主”成为了青年马克思法哲学关注的主题，即关切多数人的权利与自由，这也意味着对贫困阶层因不公平的现实要进行革命之观念导引的必要。晚年黑格尔在真实革命面前表现为迟疑与后退，相反，马克思以现实改变者的角色对黑格尔无视现实矛盾的批判体现出政治革命与思辨哲学的博弈和展望，通过批判指出社会现实中所存在的矛盾，并努力消除暂时的矛盾以促进社会的进步。马克思将现存的国家制度看成是一种过渡阶段的存在，随着现实的物质条件发展到较高阶段，“以人为本”就会成为国家制度的原则性条件。通过现实变革的可能，马克思将黑格尔的精神（概念）自由最终转变为人的现实自由。

　　马克思通过研究具体的历史发展和具体的社会政治关系，使其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分析变成对资产阶级社会和资产阶级国家的批判分析，是为了探索解决现实社会矛盾的革命途径。资本主义社会解决矛盾必须以一个新的社会组织形式来取代当下的社会组织形式，通过未来社会的组织形式来否定当下的市民社会。因为，与市民阶层兴起相联系的资产阶级代议制是基于两重幻想而产生的：统一的公民权利的幻想和代表大会是全民代表的幻想。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中，个体很难真正改变自己的阶层命运，贫困者到处都在受苦，而不是在进行统治。马克思把法哲学同为争取真正的民主制（超越共和的）与人民利益的斗争密切结合起来，主张个体对于国家共同体和社会生活的主导地位，把经验性的个体作为分析问题的始点，人的主观性存在才是现实的。马克思进一步把哲学引向对时代的现实改造，最终以国家消亡论否定了黑格尔的国家威权主义。

　　马克思继承了现代启蒙的精神遗产，对现代性尤其是资本现代性给予的批判又是对启蒙现代性的超越，他没有把经验的存在赋予真理，而是把经验的存在引向它自身的真理，试图对现代性的社会异化问题及危机进行改变，在此意义上看，马克思是一位反现代性的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先驱。对现代民族国家及其法律的强烈批判，他认为不可能通过现代民族国家的理性建构实现每个人的自由，现代民族国家如果说它实现了一定的自由的话，也只是体现为有产者的自由，它是以大多数贫苦民众失去自由为代价的。所以，马克思从内部矛盾分析得出现代民族国家最终要消亡，在这一点上他与近代自由主义是截然相反的。马克思将纯哲学的思考转变为对现实生活本身的社会批判理论，这是马克思当时对法哲学思考的独到之处，马克思法哲学的根本变革就是对这种形而上学问题式的变革。马克思的时代意义在于对利益或资本的现代性不屈的批判意志，其贡献在于把黑格尔对现代性的历史批判彻底化。即使马克思所关注的外部的现实事物只是传统哲学并未接纳的表象或观念主体的镜像投射，但批判的最终结果却引发了存在论基础的革命性变革，把社会现实从逻辑思辨的法哲学中拯救了出来。哲学家的思辨理性与革命家的现实情怀恰恰反映出黑格尔与马克思的不同时代特色。

　　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表现为人的解放对人的政治解放的批判。在后期的研究中，马克思认为实现人类解放关键是无产阶级的解放，这就必须变革资产阶级的特权统治，建立新制度，这是无产阶级的使命。新制度下消灭了劳动异化所产生的对立，阶级的解放成为个体自由全面发展的前提条件，并为个体的自由发展开辟了广阔道路。虽然《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实际内容与思想倾向是唯物主义的，但由于手稿只是对黑格尔著作的初步评述，其语言和形式仍带有黑格尔思辨形式的特点就在所难免。马克思的论述也表现出受费尔巴哈的影响，把国家政治生活说成是人的生活、人的本质规定，市民社会则是非人或人之本质的丧失。此时期他的基本理想是理论的，而非社会的、实践的，对个体的自由分析的结论带有伦理要求的色彩。但作品透过对黑格尔法哲学中现代国家缺陷的批驳，展现出他对穷苦贫民命运的关注充满着道义上的同情，“几乎每一个国家的立法大致都是有利于富人而不是有利于穷人的。”对特权的厌恶也托衬出马克思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对贫困者道义上的同情，这促使马克思艰苦探寻个体获致人身真实自由的有效路径，在他构设的真正民主制条件下使社会成为一个为了人自身的和谐的人类美好共同体，这种理论上的追求对研究新时代中国城市贫困问题具有重要的启发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