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传播”对应的英文名称为“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更为准确的翻译是“文化间传播”。它以传播学为核心，整合了语言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等跨学科的理论架构和实践成果，并在“二战”后蓬勃兴起的“美式全球化”进程中得以成熟和普及。按照西方传播学界普遍认可的界定，广义的“跨文化传播”具体包括以下几个领域：（1）探讨不同文化模式和特征的“比较文化研究”（cross-cultural studies）；（2）以探讨人际和组织传播为核心的狭义的“文化间传播”（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3）以探讨国际关系和大众传媒为核心的“国际传播”（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4）探讨不同文化背景下传播与社会互动关系的“发展传播”（development communication）[1]。

　　作为跨文化传播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发展传播学在后疫情时代面临着理论和实践重构的挑战与机遇。持续时间已超一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尤其是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建设和中低收入人群的基本生活造成了不可逆转的深远影响。以印度为例，其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相当明显。2020年度GDP下降9.6%，日薪10-20美元的中等收入阶层减少了3200万，而日薪不超过2美元的低收入人群却增加了7500万。

　　从发展传播学所聚焦的“传播与社会变革”（CDSC）议题的角度看，新冠肺炎疫情起到了一个“加速器”的作用。一方面，就媒介变革本身而言，此次疫情推动了社交平台对日常生活的深度嵌入，同时也因“信息疫情”的爆发而倒逼了互联网治理水平的普遍提升[2]；另一方面，就社会的媒介化（mediatization）程度而言，信息与传播技术（ICTs）和新兴数字媒介对原有社会关系和组织逻辑也形成了更深层次的渗透。值得注意的是，媒介化的嵌入及其社会影响并非均等而普遍有效地发生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被称为“全球南方”的发展中国家不仅经济受损，其媒介变革与发展传播水平也参差不齐，数字鸿沟又进一步加深。本文将立足于后疫情时代，从“全球南方”的视角切入，探讨后疫情时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媒介赋能与传播社会发展的互动关系及趋势，为发展传播学的理论和实践重构提供方向性的思路和建议。

　　“全球南方”（global south）区别于“全球北方”（global north）而存在。它不仅指涉赤道以南，自然地理意义上的广大南半球地区；更是描述了依托于地缘政治和国际权力分配不平衡关系而导致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水平的差异。亚洲、非洲、拉美等的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可算作“全球南方”[3]。在历史上，“全球南方”地区受欧美殖民和强势的文化帝国主义侵蚀影响大，其经济发展水平低，国际政治地位不高，且处于不平等的国际性信息与文化传播关系网络之中。换言之，当我们在使用“全球南方”这一概念时既要看到其背后的历史逻辑，也要看到它和不平衡全球体系形成互构关系的可能性。

　　以“全球南方”为视野，媒介赋能（media empowerment）和发展传播学研究有了更深厚的经验土壤和社会根基。传统的媒介赋能研究关注西方国家公众的媒介接触与使用如何推动了以民主政治、公共权益和多元文化主义为核心理念的社会发展。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这套理论架构被移植到经济和发展社会水平较为落后的“全球南方”，引入了跨文化传播的概念框架，并吸纳了来自不同社会和文化背景的学者，共同讨论媒介技术的创新扩散如何推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和社会进步，并与各自所处的社会和文化语境相互融洽调适[4]。

　　发展传播学强调的是，从传统的大众传播到当下的社交传播，从传统的单向信息传播到当下的多点互动传播等，技术和媒介变革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全球普惠化，尤其是要保障边缘和广大“后发”国家的权益，确保人类社会的永续和平和可持续性发展[5]。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为学术界反思新自由主义的思维定式和“西方中心”的学科范式提供了一个新的契机。我们不仅要看到疫情所导致的全球经济下行、社会停滞的表象性危机，更要切实探索这场疫情给“全球南方”的媒介赋能和发展传播所带来的影响。

　　这场百年未遇之大疫情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纵横交织，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社会文化的发展走向。借助于数字技术和社交平台，发展中国家在“抗疫”过程中积极推动媒介与信息赋能，探索出了一条突破困局和开创新局的独特道路，为其摆脱长期以来对“全球北方”的依附，并最终实现独立自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危机传播和信息赋能。作为人类进入数字媒体时代的首场全球性危机，这场疫情既是对各国综合实力的考验，同时也彰显出各国政府和民众信息素养水平和抵抗“信疫”的能力高低。世界卫生组织（WHO）发布的报告指出，自2020年3月新冠肺炎疫情在坦桑尼亚传染暴发以来，结合当地和其他非洲国家和地区的防疫实践，信息赋能对于社区防疫的重要性不可忽视[6]。在危机传播观念及其实践影响下，享有信息知情权的公众可以通过媒介或其他信息流通渠道获取相应的疫情信息并采取一定的防护措施；因此危机传播和与之形成顺承关系的信息赋能将对各类谣言和误导性信息进行有效治理，从传播与社会关系角度使得地区的社区治理更井然有序、政局更稳定平和而经济恢复更有效率。

　　信息赋能方式是否多样也是观察发展传播的现状和效果的重要指标。调查显示，来自“全球南方”的民众对健康和教育类主题信息的搜索行为呈现增多的趋势。其中约旦和墨西哥均有70%的手机用户主动检索有关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医药类信息，最低的为肯尼亚和印度，比例仅为42%和28%。平均来看，61%的用户会主动搜索上述信息。显而易见，这场疫情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全球南方”信息赋能水平的提升。一项针对加纳700名31岁以下受访者的研究表明，其中94.4%的受访者每天都使用网络，而65%的社交媒体用户会频繁地搜索有关“COVID-19”词条的信息[7]。

　　播客（podcast）等新兴数字媒介对巴西、智利等拉美国家的疫情知识普及和信息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据统计，超过1.1亿巴西人深受假新闻困扰，而一款名为“隔离”（Em Quarentena）的短播客以每个工作日不超过10分钟的体量在WhatsApp应用上播送并迅速走红，使得巴西人可以有效规避误导性信息的干扰；在此基础上，该播客还为隔离在家的巴西人分享生动鲜活的经验故事，帮助他们共渡难关。

　　从广义上讲，信息赋能也与教育水平及其普及程度密不可分。世界银行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肺炎疫情虽然对处于全球贫困线个国家和地区造成了结构性的经济危机，但另一方面也推动了教育与大众传媒的深度融合。疫情期间，世界各国线上教育的资源和渠道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丰富和充实，而以广播电视为主要渠道的电化教育也在亚非拉等经济水平更为落后的国家得以普及。持续不间断的远程教育和学习成为后疫情时代的“新常态”[8]。信息赋能进一步推动了教育赋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疫情给“全球南方”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的冲击。

　　其次是人际传播和组织动员。后疫情时代，媒介/信息/教育赋能的三重叠加作用能够助力提升公众的健康通识和信息素养，构建起有效的防疫屏障，遏制瘟疫和“信疫”的蔓延。要做到这一点也离不开人际和组织层面的协同配合。一项对东非乡村地区的研究测量了当地民众防疫知识的获取和人际传播效果，发现“全球南方”地区由于其较为落后的社会经济状况和较高的文盲水平，对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突发公共卫生危机的风险暴露程度也较高。在媒介传播发展相对滞后的情况下，人际传播能够对于事实真相与防疫知识的获取起到积极作用[9]。

　　在此基础上，通过人际传播形成一定范围内的组织动员是后疫情时代“全球南方”发展传播的一个重要体现。2020年6月，由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库利（Larry Cooley）创办的公益团体“全球实践社区”（Community of Practice），组织了来自250个社团的600多名参与者，为“全球南方”抗击疫情进行实践性帮扶，包括乡村发展、健康科普、营养指导、课堂教育和为青年人提供工作机会等[10]。这一项目不仅充分发挥了数字化信息技术的媒介赋能作用，也凸显了组织动员过程中人际传播和口碑效应的重要性。

　　又如，“非洲不会被病毒放过”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疫情期间发起的救援口号。面对2020年经济下滑的不可逆现实，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指引下，IMF利用线上平台等媒介推送援助征召信息，组织募捐活动，筹集医疗器材、物资和资金实现对非洲抗疫的援助。此外，该组织持续呼吁非洲各国增加公共卫生财政支出，向重灾区定向援救，协同、动员并号召非洲发展银行和非洲联盟在内的国际组织为布基纳法索等32个非洲国家提供超过110亿美元的捐款。这一组织动员过程通过借鉴非洲抗击埃博拉疫情的经验，来实现媒介化组织活动对后疫情时代当地经济社会的建设性和可持续的帮扶。

　　再次是全球性社交媒体平台的介入。近年来发展传播学所倡导的“媒介干预”（media intervention）突出了“媒介化”（mediatization）与“中介化”（mediation）之间的区别，强调媒介技术和新媒介平台从根本上改变了信息传播和社会组织的方式[11]。传统的“中介化”理论已经不能够充分阐释和解析数字化生存背景下，个人、社会乃至各民族国家对于数字媒介的依赖关系。作为全球传播新场域和数字化权力博弈新空间的社交媒体，尤其是以美国为基地的脸书、推特、WhatsApp等各大全球性社交平台，势必对“全球南方”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进行深度的干预和重塑，产生“平台世界主义”的强大效应。

　　从积极的层面来看，这些平台媒体能够助力“全球南方”的抗疫，在全球范围内推动“北方”对“南方”的帮扶与支援。据统计，86%的18-24岁非洲青年人拥有智能手机，其中90%已经接入了社交平台。另一方面，“信息疫情”也借助于全球性社交平台在“全球南方”蔓延肆虐。调查显示，52%的非洲青年用户认为，假新闻和煽情报道对于自身的生活造成了干扰。为了有效防御“信疫”，一些网络志愿者联盟通过社交平台及时发布辟谣信息，使用“标签”（如#FakeNewsAlert）等提升传播效果。他们还通过“云会议”等形式促进抗疫信息的交流，在“隔离”“禁足”的状态下夯实社群的身份认同，提供信息和精神层面的相互扶持。

　　不容忽视的是，这些全球性社交媒体平台大都来自美国，他们的强势介入只有与“全球南方”的本土媒体充分融合才会产生积极效应。这种“调适”模式区别于传统的发展传播学所倡导的以欧美为模板的“现代化”模式，在推动“转型升级”同时兼容全球南方地区的本土社会文化语境[12]。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宅经济”和“云消费”愈发火热，相关在线订阅行为和数字化出版产量增加了76%。脸书、优兔等全球性社交媒体平台与亚非拉国家的本地媒体建立了合作关系，探索适配当地消费水平和习惯的订阅方式。对于当地的新闻出版业而言，这种“调适”模式也促进了数字化的转型升级。从长远看，数字传播在“全球南方”仍有广阔的发展空间。目前仍有超过60%的非洲民众未连入互联网。受到疫情影响，一些在非洲国家以“全球本土化”（glocalized）为运营理念的社交媒体也面临广告主流失和裁员的生存压力。

　　如上文所述，这场疫情为“全球南方”的媒介赋能与发展传播带来了一些新的机遇，推动上述三个领域取得了一些突破，但从总体来看，疫情所带来的各种风险挑战依然艰巨。如何帮助“全球南方”走出发展传播的困境仍然是后疫情时代学界和业界关注的焦点。

　　首先，“信疫”和“知沟”加剧了全球南北差距。新冠肺炎疫情叠加“信息疫情”，给“全球南方”的信息赋能和发展传播带来了更为艰巨的挑战。这场“信疫”既包括各种“误讯”和“谬讯”借助于数字技术和社交平台滋生蔓延，同时也包括跨文化传播过程中种族歧视和国族中心主义的重新抬头。与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水平较高的“全球北方”地区相比，上述“次生灾害”给“南方”地区带来的破坏力更大。在“战疫”实践中，尽管联合国和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合作机制全力支援“全球南方”国家阻击新冠疫情蔓延，但“信疫”及其诱发的舆情危机仍会对当地政府施策、企业管理以及个体层面的行动都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作为历史遗留问题的文化与种族偏见，在当代社会风险性不断放大的“底层逻辑”之上，冲击着信息素养和治理水平较低的“全球南方”网络生态，污名化、政治化、线上仇恨言论泛滥和线下暴力犯罪猖獗等问题层出不穷。在疫情期间，美国黑人中下层群体受到的冲击比白人中产阶级更为剧烈。这种“底层逻辑”放大到全球层面，“南方国家”面临的挑战和困境自不待言。

　　媒介赋能和发展传播的不均衡、不充分问题进一步加剧了全球南北方之间根深蒂固的“知沟”。“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布的调查显示，拉丁美洲超过1.5亿的青少年学生无法及时而准确地接收防疫信息。疫情期间，在线教育在拉美的普及并不均衡，34%的小学、41%的中学和68%的大学成功接入在线教育平台。那些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学生受到“马太效应”的冲击更大。在条件较差的学校，仅20%的学生可以获得在线教育的机会；即便是在条件较好的学校，这个比例也只能勉强达到一半。

　　疫情期间，“全球南方”女性群体也仍未摆脱信息赋能的结构性困境。2020年9月，OECD发布的一篇研究报告称，尽管全球有超过70%的医护专业人员为女性，但有关疫情给女性群体所带来的风险很少进入主流社会关注的范畴。截至2020年6月，全球范围内仅有64个国家按照性别来统计疫情数据，这就意味着大部分“全球南方”国家并未制定针对女性群体的防护政策。联合国妇女署开展的一项针对“全球南方”57个国家的研究显示，仅有23%的女性能自主获取疫情信息并独立做出防疫和就医方面的决策，这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她们的生命健康权益。

　　其次，人际传播和组织动员能力弱。这场疫情暴露了“全球南方”的社会组织和治理能力相对较弱，人际传播与组织动员均呈现出疲软的状态。这种状况也反映出地方新闻媒体的报道能力不足及其公信力的下降。由于疫情的长期存在和反复来袭，单靠基层的人际传播和组织动员不足以支撑后疫情时代的基本生存和危机应对。在巴西和印度等国，72%的贫民窟居民仅需一周时间，就会因为处在社交隔离状态而失去人际和社群联络，花光所有积蓄而陷入生存困境。近期疫情在印度的指数级暴发再次印证了“全球南方”的人际传播和组织动员在肆虐的病毒面前仍然是不堪一击。

　　最后，平台治理机制不完善和不成熟。作为社交媒体时代爆发的全球性危机，新冠肺炎疫情与虚拟空间内的“信疫”同步发作，给“全球南方”国家处于“信息贫困”的人群带来了更为艰巨的挑战。原本在“北方”国家存在的社会公共效益与平台商业利益之间的矛盾，在治理机制不完善不成熟的“南方”国家被加倍放大。有学者针对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地区的研究显示，社交媒体对于当地用户恐惧情绪的散播起到了重要助推作用，严重影响了他们的身心健康[13]。虽然脸书、优兔等大型社交平台加大了治理力度，但这些措施大多基于“北方”国家用户的诉求，并没有充分考虑具有更为复杂的民族宗教文化背景的“南方”用户的特殊性。

　　综合来看，后疫情时代“全球南方”视野下的发展传播在信息有效传递、教育知识培训、组织网络形成和社交媒体平台赋能等方面“亮点”频出，机遇与挑战并存，为发展传播理论与实践的转型升级开辟了广阔的空间。

　　第一，从信息赋能角度来看，数字技术和社交平台在“全球南方”的进一步普及助力疫情期间的危机传播，基层民众获取线上教育的机会也显著增加。但是信息疫情和肺炎疫情的叠加效应相当明显，仍有广大“全球南方”地区民众没办法及时而准确地获得真实信息，从而暴露在极易感染的危险之中；信息赋能与阶层、年龄、受教育水平和性别等因素有直接的关联性；从后疫情时代的全球性长期联防联控角度来说，信息赋能仍旧任重道远。第二，人际传播和组织动员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普通民众建立对于相关资讯的基本认知和健康防护知识框架，并在社区生活中采取行动保护自己、关乎他人；但是部分“全球南方”地区失于基层管理和人际有效传播，地方新闻媒体存在失语现象，防疫效果不佳，也严重影响了后疫情的经济恢复建设。第三，从全球性平台的介入来看，社交媒体为“全球南方”提供了信息交换平台和普通人的发声舞台，其介入行为也可能和当地新闻机构形成调适合力，帮助地区财政增长；但同时也要警惕平台流量逻辑陷阱和争议性内容的蓄意成分，最终提升“全球南方”地区多边力量对相关数字平台的治理水平。

　　对后疫情时代“全球南方”媒介赋能及发展传播理论和现象进行观察，有助于我们展望“全球南方”视野下的媒介赋能与区域性（regional）发展传播的更多可能。媒介赋能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而发展传播是一个整体而多维的状态；以“全球南方”为研究视野，媒介赋能与发展传播绝非“以新替旧”而放任“传统社会的消逝”；反之，我们更需要看到其中区别于西方意义的现代化发展诉求，围绕“全球南方”的“媒介自主性、传播多样性和发展可持续性”进行深入理解。对于全球传播、当下全球体系之反思和全球命运共同体建设而言，“全球南方”地区的发展是一个绕不开、逃不掉的议程：不仅需要以“全球南方”为区域观，也要以之为视野，更要尝试以之为研究方法论，反思全球传播大背景下媒介赋能和发展传播的多样形态，并为现有的赋能理论和发展传播学范式予以反哺和创新。

　　[2] 史安斌,戴润韬.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全球新闻传播:挑战与探索[J].青年记者,2020(13):80-83.

　　[12] 罗杰斯.创新的扩散（第五版）[M].唐兴通，等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6:254-2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