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供职于《中国青年报》《深圳特区报》，《影视双周刊》创始人、总编辑。后任深圳市特区文化研究中心文化产业研究室主任，兼任凤凰卫视《纵横中国》总策划、香港卫视《东边西边》首席嘉宾，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客座教授、深圳大学文化产业学院兼职研究员。著有《胡腔野调》《冒犯文化》《闲人，书生活》《作家曰》《六零派：文学对话录》等。

　　他还引用了作家王蒙的例子来加深大家对这一教育目标的认识，他说王蒙的文章被选入高考试卷，但王蒙却不能正确回答出题人命制的考题，由此可见，高考的优胜者不一定就是最优秀的人才。教育工作者和家长应尊重孩子的天性，让孩子慢慢地成长。

　　胡野秋先生指出教育的第二个目标是让人拥有爱的能力。他将心比心地说，当我们每天询问孩子诸如作业完成了吗，考试考了多少分，班级排名多少的问题的时候，我们能否反问自己，我们真的是在爱孩子吗？他还分享了与自己的孩子约法三章的故事，启示家长和教师要让孩子感觉到我们真正的爱。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让我们教育的对象拥有爱，学会爱，传递爱。

　　胡野秋先生认为教育的第三个目标是让人幸福。他引用天才希特勒每天极度焦虑，丝毫没有安全感，最后成为二战的罪魁祸首的例子阐明了不能获得幸福感的高才生有可能给社会带来灾难的观点；又通过北大学生每天眉头紧锁，处于高度的紧张和压力之中，从而出现很多心理疾病的现象告诉我们现在的教育在某种程度上并没有让学生感到幸福。

　　胡野秋先生非常崇尚民国的教育。他谈到，民国时期，学校没有统一的教材，校长可以自己定教材，“校长治校，学校主体”，自主办学。在如此民主的教育制度下，没有大学文凭的陈寅恪成为了清华的四大导师之一，小学毕业的沈从文进入了西南联大当教授，钱钟书、朱自清、鲁迅等莫不如此。他叹息道，若是以现在的标准去衡量人才，这些大师很可能考不进大学，即使有一身学问也难以有机会成为大学的教授。由此，他认为，现在的高考标准忽略了人的特殊性。

　　在互动环节中，虽然已过六点，但是老师们参与互动的热情很高，纷纷举手。第一个提问的是黄伟老师。

　　胡野秋先生从宋代的策论、民国的考题讲到80年代之后中国的高考，一番话语把老师们引入了思维的深处。

　　这场讲座仿佛一场及时雨，引导着在快节奏的工作中忙碌着的老师们静下心来思考教育的真谛和终极目标，反思什么样的教学方法最适合学生和老师。我相信，教育的真谛一定离不开对学生最真挚的爱和最动人的情，让我们在教学的路上不断地用爱和情去唤醒一个又一个灵魂，不忘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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