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每一个人也要有做一座灯塔的信心，发放光明，照见自己的前途，同时又照耀他人、照耀社会，造成光明的世界”

　　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有“四位圣人”，有学者这样评价他们：陶行知是乡村教育的圣人，晏阳初是平民教育的圣人，黄炎培是职业教育的圣人，而陈鹤琴，是儿童教育的圣人。

　　传统亲子观念的桎梏，使得千百年来在中国家庭中，孩子始终处于“附属品”的地位存在，被家长们专制且不容置疑地看管着，得不到应有的关注、平等和尊重。而陈鹤琴大力倡导解放儿童，在科学民主的二十世纪提出“活教育”，作为中国儿童心理学、家庭教育和现代幼儿园的开创者，为幼教事业奉献了一生，奋斗了一生。

　　“这个小孩子是在1920年12月26日凌晨2点09分出生的；生后2秒钟就开始大哭，一直哭到2点19分，共连续哭了10分钟，以后就是间断的哭了；生后45分钟就打呵欠；生后2点44分，又打呵欠，以后再打呵欠6次。”

　　从一鸣出生的第一声啼哭起，29岁的陈鹤琴就开始了他的宏伟计划：他对一鸣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进行了极为详细地连续观察记录，时间跨度长达808天。

　　在这份图文并茂的记录中，他对孩子的身体发育、动作发展、感觉、情绪模仿、暗示感受性、好奇心、惧怕、美感等心理活动以及言语、学习、游戏、绘画等各方面进行了系统研究，从中总结得出儿童心理的特点与规律，《儿童研究纲要》顺利完稿。

　　他祖母时常抱他下楼到外边玩耍，今天他抱在祖母手里看见楼梯，身子向着楼梯就要下去，他祖母特意转身向房里走，他就哭了；再抱向楼梯他就不哭，后来抱他下楼去，就很开心了。

　　这里可以表示他：知道方向。喜欢到外边玩去。记得从楼梯可以出去。意志坚强。

　　1岁4个月时是这样的：有一天早上他手触着没生火的冷火炉，就缩手在衣裳上擦着，他的意思是以为火炉是有火的。

　　这里有几点：他把火炉同“热”联系起来。小孩子容易患错觉的毛病。他以为手上的热可以擦去的。这种动作他并没有看见人做过，人也没教过他，大概是自然发生的。

　　随后，根据详尽的观察结果，陈鹤琴完成了《儿童心理之研究》和《家庭教育》两本书，奠定了中国儿童心理学和儿童教育学的理论基石，并提出“儿童家庭教育的101条原则”，这两本先后再版十余次，这些教育原则流传至今，历久弥新。陶行知先生说：愿与天下父母共读之。

　　对于家庭教育的重要性，陈鹤琴曾生动地说：“养蜂有养蜂的方法，养猪有养猪的方法，唯独教育孩子，反而没有养猪养牛的重要。对于养孩子的方法，事前无准备，事后不研究，孩子们的地位还不及一只羊、一头猪。”

　　有一天，陈鹤琴看见一鸣拿了一块破烂的棉絮裹着身体玩，暗自思量：我是立刻严厉地把他的破棉絮夺去呢，还是说服他用别的东西去替代？仔细一想，还是用积极的暗示去指导为好。

　　于是他就对一鸣说：“这是很脏的东西，我想你一定不会喜欢的，你是要一块干净的，对吧？你应当跑到房里去向妈妈要一块干净的，好吗？”一鸣听见爸爸鼓励他，就很高兴地跑到房里换了一块清洁的毯子。

　　还有一次，他看到有一个孩子总习惯用左手写字，老师要他改用右手写，却一直做不到。陈鹤琴就对这个孩子说：“你会用左手写字，大家都不及你，真了不起！但是大家能够用右手写字，而你不会，那你就不如人家了。假如你也会用右手写，两手都会写，那你就是第一个大好佬了！”没想到不久之后，这个孩子就会用右手写字了。

　　陈鹤琴认为，无论什么人，受激励而改过很容易，受责骂而改过却比较难。小孩子尤其喜欢听好话、鼓励的话，而听不进恶言。

　　1923年，南京鼓楼头条巷25号，一方小小客厅里整整齐齐地摆上了小桌子、小椅子，还配置了黑板和粉笔，12张稚嫩的脸庞对今后在这个新奇的小园地会发生的事情充满期待。

　　要知道在当时，幼稚园的前身都是清朝末期延续下来的蒙养院模式，着重教授幼儿行仪、识字、数学、手技、乐歌和游戏，采用的是旧的教育方法，儿童的生活几乎都在室内度过，与环境和社会没有接触。

　　加上是团体教授法，通常一个老师对着二三十个孩子讲故事、做游戏、学知识，并不去管孩子爱不爱听。陈鹤琴把这种模式称为“幼稚监狱”。

　　陈鹤琴觉得这样的教育根本不适合儿童。为了继续进行更广泛的儿童教育实验，陈鹤琴决定开办实验幼稚园以完成三大计划：建筑中国化的幼稚园园舍；改造西洋玩具使之中国化；创造中国幼稚园的全部活动。

　　南京鼓楼幼稚园首先打破的就是儿童囚于室内的单调乏味。在这里，老师春天教孩子们放风筝、去池塘里采菱角，重阳节带孩子们爬北极阁，音乐课即学钢琴也学民族乐器，把木偶戏开创性地引入儿童教育。给孩子们讲的故事，既有岳飞精忠报国，也有花木兰从军，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

　　除了这些新颖大胆的活动课程，陈鹤琴还亲自为孩子们设计玩具——标有数字和动物的罗盘、画面生动的彩色拼图，就算与今天的儿童玩具相比也毫不逊色。可为了做这些，幼稚园总有一盏灯会亮到深夜，那都是陈鹤琴对儿童真挚情感的见证。

　　文革十年，陈鹤琴去不了他亲手创办的幼稚园，也见不到孩子们，直到文革1977年的儿童节才第一次重返故地。陈鹤琴对孩子们的爱可谓是情真意切，有一天妻子同他商量说明天有雨，咱们就不去幼稚园了吧？

　　可陈鹤琴却不同意，说：就是下刀子我也要去！幼稚园的联欢会若是请他去参加，都不会提前告诉他，只因为怕他兴奋得睡不好觉。后来陈鹤琴上了年纪腿脚不便，也会让人推着轮椅到幼稚园去，和他热爱的小朋友们待在一起。

　　新文化运动无疑是对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一次洗礼，但封建主义的阴影依旧笼罩上空，挥之不去；再加上战争造成的动荡时局，陈鹤琴立志推行自己的儿童教育思想，十分不易。他意识到，要推动中国化现代儿童教育的发展，必须从培养现代化幼儿教师队伍着手。

　　1940年，陈鹤琴应邀到江西的一个山坡上“荒山辟乐园”——在这340亩荒地上，他和师生一起开荒、修路、盖房、种菜，以晓庄师范为榜样，办起了我国第一所国立公办幼儿师范学校。

　　有趣的是，直到开学时，学校都还没建好，陈校长只得带领师生一边学习，一边继续唱着校歌劳动：“嘿……嘿！我们的幼师真好，美丽的幼师改造环境，前进的幼师大放光明……”这只青春洋溢的“老狮子”，带着一群小狮子，把他们的热血挥洒了在这片土地上。

　　在建好的校园中，“幼师”的校牌横挂在两棵高大的松树中间，两侧的横幅上浓墨重彩地书写着“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和“大自然、大社会，都是活教材”，这些都是“活教育”理论中的重要观点。

　　1941年的一天，陈鹤琴与教育部江西国教实验区研究员李寄僧正在聊天，忽然天上下起了大雨，倾泄的雨水很快在路面上形成了一条宽沟。此时，幼儿园的两个小朋友正遇此地。看到挡路的宽沟，便先后哭了起来。

　　这两个小朋友正是李寄僧的孩子。目睹此景，李寄僧正欲出去相助，却被陈鹤琴拉住，并示意躲在树后观察。孩子们哭了一会发觉没人来助，只能自已想办法了。他们擦干了眼泪，将二只书包集中在一起，藏到路边的树洞里，然后脱下鞋子，挽起裤脚，正欲涉趟过沟。

　　陈鹤琴这才让寄僧过去相助，他认为：孩子遭遇困难时不宜立即帮他，要逼他自已想办法，因为人的才能是从磨难中练出来的。

　　1944年春夏之交，日本人的炮火烧到了江西，陈鹤琴带着200多师生再一次走上了流亡的道路。他作为一介书生，四处奔走告贷，终于凑了8万元迁校费，但所有的船只都被军事征用了。陈鹤琴亲自跑到江边去，请求多借一些船，带着孩子一起走。

　　租船的不解地问：“你有多少个孩子？”陈鹤琴回答道：“我有一百多个女儿，要跟着逃难！”在知道他是带着学生一路奔走时，船老大们都被这份爱心感动了，于是答应借船。就这样，陈鹤琴带着“女儿们”，一路唱着校歌，快乐地流亡着。而那首校歌，早已刻进学生们生命的年轮中：幼师，幼师，美丽的幼师……

　　在中国教育协会第一次召开初等教育研讨会议时，陈鹤琴受邀在闭幕宴会上发言，他说到：“我今年60岁，如果有人问我，来生愿做什么？我会回答，我还想做教师。因为我太喜欢小孩子了！”

　　1982年，在这位90岁高龄老人的弥留之际，他已经说不出话来，但还是吩咐儿女拿来了纸和笔，颤颤巍巍地写下了9个字：我爱儿童，儿童也爱我。

　　在陈鹤琴的墓碑上，刻着1935年他说的一句话：愿全国儿童从今日起，不论贫富、不论智愚，一律享受相当教育，达到身心两方面最充分的可能发展。